那一座桥的重量
作者：任根立
这些天整理旧书，偶然翻到小学课本里那篇《赵州桥》，泛黄的书页上，工工整整写着“茅以升”三个字。那时的我只惊叹于桥的坚固与巧妙，却未曾想过，这简单的三个字背后，矗立着怎样一个人，又承载着怎样一种精神。此刻，当我凝视着资料中他晚年伏案的身影，或钱塘江大桥那钢铁的脊梁时，一个问题沉沉地压上心头：我们该如何去拓展、去参与、去真正“教育”般地传承一种精神？当“爱国、科学、奋斗、奉献”这八个字被提炼、被悬挂时，它们是否也面临着被风干为标本的危险？
真正的社会参与，从来不是精神的巡回展出，而是让精神的根系，扎进时代最干渴的土壤里。我们纪念茅以升，若只止步于缅怀他建桥的技术精湛，或重复他毅然归国的故事，那便近乎一种精神层面的“标本制作”。将鲜活、复杂、有时甚至是痛苦挣扎的生命历程，剥离其时代的泥泞与荆棘，封装进几个光辉的词语里，成为可供瞻仰却无法对话的过往。这种“纪念”，如同将奔涌的江河制成切片置于镜下观察，我们得到了清晰的纹路，却永失了其润泽万里、裹泥带沙的力量。
何以打破这标本化的宿命？关键在于，我们必须重返茅以升们所直面的“具体”。他的爱国，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，是眼见国家积贫积弱、铁路命脉受制于人的切肤之痛，是“钱塘江上架桥，外国人认为不可能”那句断言所激起的民族自尊与倔强。他的科学，不只是书斋里的公式推演，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，深知大桥战略意义，却又不得不亲手将其炸毁以阻敌寇时，那精确计算与锥心之痛的惨烈交织。他的奋斗与奉献，是在战乱流离中保存科研火种，是在新中国百废待兴时再度主持修复大桥，将个人才智毫无保留地注入国家重建的洪流。
因此，拓展今日的社会参与，首先便是将这精神从殿堂的橱窗里“解放”出来，让其重新沾染时代的尘土与雨露。它意味着，我们谈论“爱国”，应更多关注如何将个人志趣与国家在芯片、种业、深空等关键领域的“不可能”与“受制于人”相结合。我们弘扬“科学”，需倡导那种为破解一个“卡脖子”难题而甘坐多年冷板凳的“炸桥”般的决绝与专注，也需审视科技伦理，思考如何让创新的桥梁不致成为撕裂社会的沟壑。我们倡导“奋斗”与“奉献”，绝非鼓吹无休止地耗竭，而是致敬在平凡岗位上将一件事做到极致、以专业力量默默支撑社会运行的无数“桥墩”。
而教育功能的深化，则在于让年轻一代理解，科学家精神并非天生、完满的“神格”，而是在无数次“抉择”中淬炼出的“人格”。教科书应少一些结论性的颂扬，多一些“钱塘江大桥建与炸”的两难情境分析；课堂讨论可以引入当代科技前沿的伦理困境，让学生体会茅以升当年权衡科学理想与战时现实的沉重。教育的最高境界，不是培养记忆的容器，而是点燃思辨的火种，让青年在价值冲撞中，找到自己与这种精神连接的榫卯。
这或许正是茅以升精神对今日科技强国之路最核心的启示：真正的强大，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可陈列的辉煌成果，而在于我们是否培育了一片能让科学家精神如桥梁般自然生长、交错延伸的土壤。这片土壤，尊重探索的自由，也明晰责任的边界，激励个人的卓越，更珍视集体的协作，渴望跨越技术的天堑，也从不忘记桥那头——人民的福祉。
文字整理：吴韵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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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胡安琪 校对:唐文卿 审核:邱丽娟 值班:胡冰心
